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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评论家陈超先生三周年祭/文:刘翔、汪剑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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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4 19:50: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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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汪剑钊



       2014年10月30日,是国内屈指可数的“诗人评论家”之一陈超先生离世的日子。陈超先生曾经是《北回归线》编委之一,他与“北回归线”诗群核心成员梁晓明、刘翔、汪剑钊、晏榕、王自亮、伤水等同人各有交集和来往,更在《北回归线》上首发过《现化诗:作为生存,历史,个体生命话语的“特殊知识”》等重要诗学文章。
        他的离世是当代汉语诗学界的重大损失;他提出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生命噬心主题”等诗学理论,是中国诗坛的重要遗产;他深迥精准、洞见敏识、特立独行的学术品德和个人知行,更是为诗为文的标杆和榜样。恰如15天前在一个纪念陈超的学术研讨会上,诗人评论家唐晓渡所表示:陈超的诗歌与中国先锋诗歌的发展不可分割,他的整个写作面临的内在矛盾与问题也是当代诗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重新认知陈超也就是重新认知我们自己。”
        在陈超先生三周年祭日的今天,“北回归线”推出部分同仁的悼诗和对陈超先生作品的评论。分别有:刘翔综论其诗作的《让灾难化为平稳墨迹的持久阵痛》,写于陈超先生在世的2002年初;汪剑钊论述其诗学为主的《陈超:穿越灰烬的诗歌之光》,写于陈超先生谢世之际;以及王自亮、晏榕、伤水分别写于不同时期的悼诗,均示以崇尚和深切的缅怀。  (编者)






/陈 超

1958年10月生。生前执教于河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新诗评论》编委、《北回归线》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诗学、比较诗学、现代西方哲学。曾获第六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等。代表作品有诗学理论集《生命诗学论稿》、《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中国先锋诗歌论》等,编著有《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和《20世纪中国探索诗鉴赏》等,著有诗集《热爱,是的》《陈超短诗选》等。2014年10月30日晚上跳楼自杀身亡。





让灾难化为平稳墨迹的持久阵痛  ——陈超诗歌综论



刘翔/文


"乌托邦最后的留守者"


      陈超作为当代少数几个优秀的诗歌批评家之一是比较得到公认的,可是,作为一位诗人,他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我的心目中,他首先是一位很优秀的诗人,其次才是评论家,而他的许多理论文章(《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深入当代》、《精神大势》、《思即诗》)充满诗意,只有一位真正的诗人才能写出如此才气逼人的文章。
     陈超是冷峻的、理性的,从内心厌恶那种过于张狂的自我中心主义。诗人往往有些自恋,这也没什么好多说的,但许多人的目空一切,实在让人受不了。陈超指出:"他们的'那喀索斯情结'很严重,认为自己的诗与过去比好得不得了,重要得不得了。但实际上,这些诗缺乏诗人自许的性质。想要写好和真正写好是两回事,在诗评家这里,后者是唯一的'现实'。"他同意艾略特的"非个人化"观点:"真正的诗歌不迁就一切,包括‘我’那点可怜的原动力。它关心的不是’我'在场,恰恰是'我'的消失。隐去诗人的面目,将生命的活力让给诗歌本身吧!"同时,他反对诗坛上盛行的偏执:"我反对诗歌中权力主义者的论调,在他们看来,诗,要么摈弃对存在之思的呈现,要么坚持一种理念出发最终揭示它。前者被称为纯艺术,后者被称为深刻的哲思。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诗歌观念。它可能源于极权政治的思路或习惯。而我看到优秀的诗常常是这样:在词语的历险中,倾注着诗人生命中最持久的思想、感情和经验;在智力的快速运动中,闪射出纯形式的欣悦和自足。"
      陈超诗文中显现出来的严厉"自审"精神尤其令人感慨,他写道:"一切喧嚣止息了,我得以坐下来面对自己。我发现了自己灵魂中残酷、冷漠的一面。这使我深信易卜生的体验,生存就是与灵魂中的魔鬼作战,写作就是坐下来审判自己。"他的一篇回忆性散文《脆弱的青春》写了一件十九年前的往事,文章中体现出的自审精神令我感动不已。
      陈超自称是"乌托邦最后的留守者"、"离心写作中的老式人物",他的诗文都体现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在《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一文的开头,他展现给我们这么一个攀登者的形象:"我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阳光从广阔遥远的天空垂直洞彻在我的身体上。而它在冰凌中的反光,有如一束束尖锐的、刻意缩小的闪电,面对寒冷和疲竭,展开它火焰的卷宗。在这烈火和冰凌轮回的生命旅程中,我深入伟大纯正的诗歌,它是一座突兀的架设至天空的桥梁,让我的脚趾紧紧扣住我的母语,向上攀登。桥梁在摇晃。在超过我生命能够企及的高度之外,我依然坚信,它不会塌缩。因为,它的根深展地插入疼痛的大地。"
      不过,陈超很快也认识到,诗不仅是"对一种神圣言语方式的祈祷和沉思。"诗歌对当代生存题材的有力处理,"对时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就成了主要的难题。在《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完成以后不到半年,他写出另一篇重要论文《深入当代》,文章一开头,他就写道:"在近年来的先锋诗歌写作中,诗人面临着许多彼此纠葛的情势。其中最为显豁的困境是:如何在自觉于诗歌的本体依据、保持个人乌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时,完成诗歌对当代题材的处理,对当代噬心主题的介入和揭示。"
     如何横跨精神和现实的鸿沟?如何在"深入当代"的同时又游历精神乌托邦?陈超后来提出了一个概念:历史想象力。这个概念的提出对当代诗学是一个贡献。陈超指出:历史想象力"要求诗人具有历史意识和有组织力的思想,对生存——文化——个体生命之间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语言,有足够认识,能够将自由幻想和具体生存的真实性作扭结一体的游走,处理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上的噬心主题。我认为,我们的诗匮乏的正是这种历史想象力,'历史修辞'。这样的诗,当然难以经受住诗与思的双重考验。"他又说:"历史想象力既不依赖道德优势,也不依赖反道德优势,既不预先为自身注入'终极关怀'的价值,也不以亵渎'乌托邦神话'为起点/结穴。它的包容性的载力应大得多。"
陈超的诗论和他的诗歌创作是息息相关的。他其实给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也是他作品较少的原因之一。迄今陈超创作的诗歌大约七十余首,但我只见到他十余首诗,大多是佳作。从各方面看,陈超都不是弄潮儿,他调侃自己是个"老式人物",并非他真的守旧,而是他念念不忘"整体性"、"根性"和创作所依托的"历史语境"。


   "比黎明更高峻的地方"


     陈超的《空无与真空》、《渴慕》(组诗)、《风车》代表的是他的"纯诗"阶段,他以无比的激情、优美的笔致写下了这些"高蹈"的诗歌,他被神的翅羽所包容,流着泪安卧于
诗歌洁白无瑕的胸脯。
      在《空无与真空》中,诗人"老去的激情还在继续献身",他听到诗歌"在膏盲中歌唱真理",他看到"母语的荣耀垂直洞开","我捧着汉字像擎青春鹰卵/空无中培育形体,真理给它温度"。诗人唱道:"我老去的声带还在继续歌唱/青铜的声音,忧郁的农奴的声音/诗歌,我呈现了你的隐痛的光芒/在夜里,你从比黎明更高峻的地方/辚辚驰过!占有空无的高度又一再返回真实/冒险的灵魂被几种向度反复进入,撞出光/来了,近了,更亮一些/形式是另一种空,让真理快活得浑身发抖。"诗人继续唱道:

……我老去的激情还在继续献身
存在与虚无共时而生;假说与真理相互涉入
诗歌!你被进步得纯粹,觉悟,分离出我
在地狱与天堂两面拉开的力量中
前仆后继,比我更高贵更勇敢的歌唱着!

     《渴慕》(组诗)共有三首,分别献给荷尔德林、玛拉美和史蒂文斯,陈超在阅读荷尔德林时感到与神不期而遇:"你的诗温馨明亮如冰雪下的河流。/天空绷紧它青铜的屋顶使大地松弛,/噢,神的翅羽无凭而降,绰有余裕,/纯粹、澄明,照耀我颓废的思想。”诗人于是听见"在我单薄的布衣里生长出天堂砧杵的声音,感受到"神的炉口喷涌圣光",诗人接着定道:"诗歌以雪的方式超越杀戮,它们清澈,寂静/普照事物在冬天的根。我站在最冷最暗的旷野/望着你给我展示的家园,今夜啊,让我/放下火杖,拿起诗歌"。在献给玛拉美的诗里,诗人对马拉美"苦心孤诣呈现流水"的精神无比敬畏,他写道:

纯声无法图报,你照亮我三十二岁的生命,
凝神于一,问心有愧。晦暗的生命啊,
你忏悔吧,啜泣吧!我糟蹋了多少我祖国的语言,
邮差将它们发往四面八方。在今夜
我知道诗神那审判的面容无法规避。

     陈超这类诗歌中,最感人的一首是《风车》,据诗人自述:"在青岛海滨,黄昏。我久久凝望着远方哥特式建筑尖顶上的一架风车。我突然涌出热泪,写下这样的诗行。":

冥冥的冠冕。行走但无痕迹。
血液被狂风吹空,留下十字架的创伤
谁疼痛地把你仰望,谁的泪水
像云阵中依稀的星光?
我看见逝者正找回还乡的草径,
诗篇过处,万籁都是悲响。
乌托邦的留守者,灰烬中旋转的毛瑟枪,
走在天空的傻瓜方阵,噢风车
谁的灵魂被你的叶片刨得雪亮?
这疲倦的童子军在坚持巷战,
禁欲的天空又纯洁又凄凉!
瞧,鲜血就要流尽……
离心啊,眩晕啊,这摔出体外的心脏!
谁在污染的海岸向你致敬,
波涛中沉没着家乡的谷仓?
夜色即近,风展乌云,来路茫茫,
谁坚持听从你的呼唤:
在广阔的伤痛中拼命高蹈,
在贫穷中感受狂飙的方向?


   "一个生活节制者,被时代裁成两半"


     《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博物馆或火焰》是陈超最优秀的三首诗,这也是当代中国诗的重大收获。在这三首诗,诗人将自己对圣言的仰望和个人对噬心的时代主题刻骨铭心的感受结合起来,将激情和平静、控诉和反思、历史和现实、灰烬和火焰结合在一起。
《我看见转世的桃花五种》的开头写得十分冷静:"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一代人的隐喻。这是预料之中的事/年轻、孤傲、无辜地躺下/纯洁的青春,在死亡中铺成风景。"而中间部分写得极为深情:"噢,我噙着古老的泪水,羞愧的,炽热的/看见喑哑的桃花在自己的失败中歌唱"、"唉,我让你们转世,剔净他们的灰尘,风中的少女,两个月像一生那么沧桑。"而诗的结尾是热情和沉思的握手:

五月,大地在失败,
太阳在我发烧的额头上找铁。
埋葬桃花的大地
使我开始热爱一种斗争的生活!
乌托邦最后的留守者――
在离心中写作的老式人物,
你们来不及悔恨,来不及原谅自己;
虚构的爱情使你们又一次去捐躯。
而这是预料之中的事:
桃花刚刚整理好衣冠,就面临了死亡;
为了理想它乐于再次去死,
这同样是预料之中的事。

     《艺徒或与火焰赛跑者之歌》是一首最具张力的诗,"天堂和地狱两面拉开的力量"搏斗得最为剧烈。"我也是从横卧的尸体中跑出来的一个","一个书呆子依稀看到,他逃亡中/被踩碎的眼镜片在火灾反光中发抖、屈服。""我"的心习惯向天空睁开,所以"我"看不见未来,没有过多久,朋友们变老,"肮脏的河水在冲掉圣洁和葬礼之后/涌向市场的耻部;朋友们打包上路/他们驼背。虚胖,咳吐着血丝/在毗邻的下等酒巴起劲地喧嚷。"我"感到那青春,"单枪匹马的青春"、"涂鸦的青春,辅音的青春/布道的青春,故作强大的青春",都已变得零零碎碎。那青春的激情又一次都埋到猪栏下面,又一次,"几代诗人的宿命又在蝾螈断裂的肢体上折合。""我"将头转向了一位少女,"色情的纯洁的跳舞者",去享受"真切的、慵恬的,一小时的爱情。"可是,不行,――

但此刻我的心忽然又骑上那场大火——――
我想起比少女头发更柔软的物体
啊!纯洁的纱布被鲜血染红……

"我,必须撕裂,软骨的,啁啾的,诗行!"
诗人抛弃了隐忍――

让我一路避开你们宁静的学问
让我放弃,让我向后追上这速度这残酷
让我的愤怒显得更过度吧
让我语言的军火库失火吧——
我已经失去耐心!

经过一番交战,但诗人最后还是回到了耐心――

哦,我抛下青春
是因为一个中年人的知性
已变为平稳墨迹的持久阵痛。

     《博物馆或火焰》同样写的是内心两股力量的交战,但要更繁复一些。诗人侧身于"博物馆"与现实世界之间:"从博物馆到股票市场/只有胸膈两侧的距离。""闪光的马赛克建筑上/伴舞女人华贵的亵衣像蜂群晾开/博物馆在夕光中倒影渐行渐远――/一个时代的眼睛缓缓合上"。"博物馆"并非僵死:"博物馆对于旧时代的幸存者/是肯定,见证和最后的命名。"而"我"也可能就是一座博物馆,"我的身体是灰烬前哆嗦的纸张/但火焰是唯一装订它们的绳索。"血液和火焰相互追逐,"更深的失败"同时又开放出玫瑰。一个中年知识分子,血液被代人裁成两半,但依然相信那动人的祈祷,依然相信灰烬的深处有动人的玫瑰:

博物馆是火焰和玫瑰轮回中升起的祈祷:
我把脑袋伸进局部的光芒
将一团灰烬重新撰成书卷
"故乡闪着黑光的槐树"

    陈超谈到思乡病:"思乡病:现代诗的一个基本问题。有些诗人找到的是精神逃难的伊甸园,另一些诗人却寻找一种更危险的精神家乡。前者以安恬为终的,后者以历险为终的。前者自恋,后者自焚。我热爱那些历险的诗人。"陈超对精神历险的热爱我们可以在上面的诗中看到,但我发现在陈超的诗中也有一些"更单纯"的思乡病,比如《故乡的树或诗》等。在刊载于《山花》(1998、8)上的几首诗中,陈超似乎放弃了语言搏斗和精神搏斗,在挥洒自如的叙事中,回到了日常生活和个人琐碎记忆。说实在,我喜欢这些诗:那么干净,充满细节,那么朴实,还有幽默。可它们真的是纯叙事的吗?也不,里面充满了某种温情(尤其是忆旧的那两首)。《故乡的树或诗》也是将抒情和叙事结合得极好的。看着城里冷漠的梧桐,诗人想起故乡的树:

那儿多的是槐树。我知道它们
每一道擦痕的来历,
如今它们还站在村口
睁着蛀空的眼睛,像苍老的
母亲等我回来。
在城里住得久了,
所有枝杈被温柔地修剪,
想起故乡闪着黑光的槐树,
我的心也生长出擦痕,
眼睛就流出苦涩的树汁。

    诗人的妻子喜欢梧桐,她与儿子绕着梧桐玩,向儿子介绍树上长着美丽翅膀的鸟儿。可是,诗人却想起故乡树上的老鸦――

而我的妻子喜欢梧桐。
在树下,她和儿子绕得――
生动。遇到树上栖着鸟儿
她就讲讲翅膀的美丽,
她不知道在我的
故乡,
高大的槐树上结满老鸦。
偶尔有风从山梁上走来,
风儿沉默,它们又绕树三匝
直到扣疼我的灵魂。
这些不祥的鸟儿
眼中总是闪着泪光。它们
全都选择槐树,筑成自己的家。
而到了冬天,槐树们用力举着乌云
在雪地上投出笨重凌乱的影子。

      那些"眼中总是闪着泪光"、对着风猛撞过去的不祥的乌鸦,那些"在雪地上投出笨重凌乱的影子"的槐树,似乎成了故乡中的故乡,这确实不是伊甸园里的景象,但这片故乡可以托起精神历险者沉重的翅膀。

——注释——
①②③④见《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社科文献出版社,P391,P392-393,P394,P403。
⑤陈超《现代诗:作为生存、历史、个体生命话语的特殊"知识"》,载《学术思想评论》(第二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9。P164,P159-161。
⑥⑦⑧陈超《思即诗》,载《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中国社科出版社,1998,5。P139,P135,P136,P137,P136。
⑨见《山花》(1996,5),P58-60。
⑩陈超《生命诗学》,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12。P2,P19。

原载《山花》  2002 年第4期


[上文作者介绍]   刘翔,1966年生于杭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某系主任、教授。北回归线核心成员,诗人评论家,著有诗论专著《那些日子的颜色――中国当代抒情诗歌》,合编《中国当代先锋诗歌档案》。近年从事电影研究,出版《德国新电影》《世界青春电影》《世界成长电影》《世界女性声学》等著作。



陈超:穿越灰烬的诗歌之光


汪剑钊/文

     迄今,我仍然坚持如下的判断:一位缺乏理论素养的诗人是不太可能走得很远的,而一名没有诗性底蕴的评论家,其文字也多半是可疑而不足道的。坦率地说,在当今中国诗坛上,哲思与诗性俱为上乘的人物并不多,而陈超却是这极少数中的“之一”。谓予不信,有诗为证:

“悬在两个时代脱钩的瞬间
谁能抽身而去?嘶叫的火车
抻出世纪最后的狂飙,被挟持者
在轮子间紧张验算距离
坠落和上升含混难辨
但我的旅行存在于另外的向度”

      这是陈超早期创作的一首题为《博物馆或火焰》中的诗句。阅读这些颇具“陌生化”效果的词句,如果是一位对俄罗斯文学熟稔于心的读者,便不难感受到那犀利的词锋下所流溢的曼杰什坦姆的气息,后者是陈超最为热爱的俄罗斯白银时代诗歌的“第一小提琴手”。在时代火车疾速行驶的轨迹之外,作者为自身的文字旅行寻找着“另外的向度”,像那位俄罗斯前辈那样,他也力图以血液的混凝土来粘合“美丽而悲惨”的世纪之脊椎。该诗创作于1993年,正值“反崇高、非理想”的雾霭弥漫在中国诗歌上空之际,于此也可见出陈超作为一名诗人的卓异,他在诗与思的探索上已站在了同时代人的前列,抵达了一个相当的艺术高度。
     作为一名诗歌批评家,陈超最早是以一部《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而为人熟知,从而赢得了最初的名声。应该说,这是一个当行、本色的起点。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工具书,这本著作确然有点儿名不副实,客观地说,它更多地来源于出版与市场的策略考虑而在书名上达成的某种妥协。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唐诗鉴赏辞典》开了鉴赏类图书以经典化面貌推出的先河,从而引发了一个出版与阅读的热点,它既满足了当时读者对一份有效的阅读指南的期待,又为赏析性读物赢得了广大的市场。其后,众多出版社为利益所驱动,竞相出版了一批以辞典为名的各类诗歌鉴赏类图书,如《宋词鉴赏辞典》、《外国名诗鉴赏辞典》、《散文诗鉴赏辞典》、《中国新诗鉴赏辞典》等等。这类图书通常由一位或多位名家做主编,集合一批撰稿人,对既定文本展开评点与分析,其好处是比较全面、系统,在知识性方面多有参考价值,而弊端则是阐述语言老套,评点视角隔膜,大多数鉴赏文字人云亦云,充斥着八股式的牙慧。
      实际上,陈超所撰的“辞典”是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的导读,烙有十分明显的个人化印记。在序言中,陈超开宗明义地谈论自己心目中的“探索诗”,它们是“那些展示个体生命和通过个体生命揭示生存的诗;是那些不主故常、对传统采取反叛或整体性包容后的超越的诗;是那些唯艺术本体论的、倾向于内倾和直觉的诗;是那些探求生存和语言真正临界点和真正困境的诗;是那些具有生命哲学意识或对东方神秘主义风采进行重新‘加入’的诗;是那些对汉语语言进行深层把握和某种新变构的诗;是那些某种意义上的流派诗群要求的诗;是那些具有全球一体化审美趋向的现代主义或者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诗……。”[1]他自信地认为,这样一部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鉴赏文集,要比“单纯的按照史的线索进行的历时性辑入的”选本,更能满足一部分读者的要求。令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两个关键词“生命”和“语言”,它们在陈超其后的写作中不断被意识到,并不断被深化和充实。正是对这两个向度不懈的坚持与寻觅,造就了《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以及作者随后的一系列论文、专著那些饱满而坚实的魅力。
     在一篇谈论研究方法的文章中,陈超如是表述:“诗歌的语言不是普遍性的语言,对其文本的解读,是所有问题的前提和归宿。从这个意义上说,单凭着一腔人文主义的热血去搞诗歌评论,而不同时从每个字词每个音节开始,则是意义不大的。对诗歌评论者而言,其个人方式只能是对文本的深入。客观对象表现的使生命瞬间固定下来的方式只是坚卓的文本系统。”[2]《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的目标是“想告诉普通的对现代诗一往情深的读者,这些诗人在‘探索’什么,是怎样‘探索’的,‘探索’的意义体现在哪里,每句诗、每个核心意象的深层含义是什么。”[3]为此,陈超确立了“文本分析和审美感受的评赏相结合”的方式,他有时致力于捕捉总体的情绪和思维的意向,有时则着眼于纯粹的艺术结构上的“探索”,侧重作品在某一点上的成功。
     毋庸讳言,这是一部深受形式主义,尤其是英美新批评理论影响的著作,汲取了存在主义、现象学、符号学等各家学说的营养。作者在解读过程中对瑞查兹、泰特、韦勒克、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罗兰·巴特、肖勒等人的著述之引用便透露了这一信息;与此同时,新批评的后期重要代表雷·韦勒克与奥·沃伦在其合作编著的《文学理论》中谈论文学的内部研究时也为陈超的这种写作自觉在无意中投放了一个有力的支持:“艺术由于在根本上是非理性的,因此,只应该去‘鉴赏’。”[4]针对现代诗的“晦涩”或“不易懂”,陈超十分赞同瑞查兹所提出的那个与常人不同的看法:“不仅浅涉诗歌的人解释不了,一些饱读之士似乎也很少热衷于解释诗歌,至少未曾开创成功之先例,这点十分奇怪。事实上,我们研究这一问题越深入,就越能发现‘爱好诗歌’与不能理解或不能诠释诗歌是形影不离的。”[5]
      “新批评的实践是通过细读(close reading),对文学作品作详尽的分析和诠释。批评家好象用放大镜去读每一个字,文学词句的言外之意、暗示和联想等等,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他不仅注意每个词的意义,而且善于发现词句之间的微妙联系,并在这种相互关联中确定单个词的含义。词语的选择和搭配、句型、语气以及比喻、意象的组织等等,读被他巧妙地联系起来,最终见出作品整体的形式。一部作品经过这样细致严格的剖析,如果显出各部分构成一个复杂而又统一的有机整体,那就证明是有价值的艺术品。”[6]就《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一书而言,陈超的工作正是沿着类似的批评轨迹展开的。这部著作选择了129位诗人的400多首诗歌,作者摒弃了以往那种首先简述作者之生平,其后提取作品之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最后落实一个宏大结论以绾结的做法;而是立足于文本,对每个词、每个句式进行琢磨、勘探,逐步推进,完成了心灵与心灵之间的相契式对话,让诗的探索性意义自行呈现,保留了诗歌在不分行的阐述中应有的诗性和湿度。显然,这种方法与他对现代诗的认识有关,他在一篇题为《思即诗》的随笔中这样谈论诗人与诗歌和语言的关系:“诗人和语言永远是呈相互选择和发现状态的。它们彼此向对方趋近和拓展。……现代诗是最不自由的诗歌形式。它不仅关涉诗章,而且关涉诗句;它不仅关涉诗句,而且关涉词语;它不仅关涉词语,而且关涉词素;它不仅使词素用力,而且要求词根用力。”[7]以自由体面目出现的现代诗实际是“最不自由”的,这是陈超的一个敏于常人的发现,它来自于诗人与诗类乎情人般的相处,来自于两者的耳鬓厮磨,实乃“甘苦寸心知”的领悟。
      在后来的著述中,陈超也仍然多次运用新批评的一些概念来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对作品进行细读分析,例如在《论现代诗的结构意识》一文中,就着重强调了“张力”一说,“现代诗与传统诗比较,更强调结构中的张力或曰紧张关系。这使得诗人在考虑一首诗的结构时,会容留经验中的矛盾性、互否性,而非平稳有序的‘起承转合’。”[8]陈超在对这一概念略加说明后,详细分析了普拉斯的《晨歌》,很好地解读了女诗人因不幸的婚姻而起的伤痛和对孩子的爱怜之间的纠缠与平衡。众所周知,这一概念出自美国新批评的主要理论家泰特。在泰特看来,诗是关于完整客体的知识,诗的价值属于认知范畴,而“一首诗突出的性质就是诗的整体效果,而这整体就是意义构造的产物,考察和评价这个整体的构造正是批评家的任务。”[9]因此,他反对过分依赖快感与主观性的浪漫主义,十分推崇玄学派诗歌的理性与思辨。他曾以著名的玄学派诗人多恩的一首诗《别离辞:节哀》为例,以“黄金被捶打成薄片”的意象而喻指灵魂的离去或延展,论述了诗的内涵与外延之间的关系,从而指出黄金的有限形象与灵魂的无限性之间构成了诗的矛盾与平衡,确立了诗歌批评的一个新的原则,阐明诗的意义就来自于它的张力。[10]作为一名有批评意识的诗人,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陈超也非常娴熟地制造着诗歌的张力。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张力来自于诗人对词的深度关切。例如,他曾在诗中这样吟诵:

“一个新词让怀抱它的空气变冷
那些涌出喉咙的滥调用它拧干污水
诗篇,这个冬天你的骨头闪烁其辞
但它们与灰色的木材一样,干燥、颓败
坚持走向炉火,我已看到

一个新词交付紧张的笔画来生育
让哲学降低,或相反,撕开事物的表皮
现在保持着一枚花籽的内伤
诗篇,对于你,它是强加或被迫的
而它自身也成了被你围困的部分”

     读到这首题为《我寻找一个新词》的诗作,我禁不住想起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个著名比喻:“诗,如同矿石的开采。提炼一克镭,需要终年的劳作。为了妥帖地安排好那唯一的词,需要数千吨语言的矿藏。”[11]诗人对于自己所钟爱的事业,实可谓呕心沥血,千百次的出发与寻找,只是为了让一个新词找到它适切的位置。在陈超那里,诗歌简直就是一种信仰,是他的精神乌托邦,是最高的纯存在。而凭借着诗歌,在时代的物化与媚俗中,诗人保持独立的人格,骄傲地对抗权力与金钱对自己的剥夺与腐蚀。或许正是诗歌信仰的确认,使得陈超充满激情地声称:“诗歌比我们人类高贵,正与理想与现实相同。……诗歌对于诗人而言,远比这(指宗教)更为凶险、艰砺。它是一种写作中的个人苦行,是‘上帝’的血被诗人重新流出。……真正的诗人最深的隐痛不是什么得不到承认,更不是什么得不到现实利益,而是面对生存和生命他永远也不敢说‘我写好了’,永远也不敢放弃牺牲的准备。”[12]
      对于陈超而言,“诗歌,是个体生命的瞬间展开,但更主要的是,它不完全等同于个体生命。”[13]落实到具体的写作,诗歌的完成需要是复杂的写作技艺,需要诗人具有综合的能力,他对语言的敏感,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分寸感,前后结构的安排,诗行展开中那些意象的反复掂量,等等。如果缺乏语言上的训练和自觉,只是为了宣泄一下,为了表现一下“‘自我”,希望创作出一首好诗,基本是不可能的;只有立志将写诗作为一门学习表达自我的功课,进而不断向自己提出更高的艺术目标,日积月累,在语言的矿井里辛勤地劳动,才有可能提炼出诗歌之“镭”。
     海德格尔认为:“语言,凭借给存在物的创造命名,第一次将存在物带入语词和显象。这一命名才指明了存在物源于其存在并到达其存在。这种言说即澄明的投射。”[14]命名,也就是写作中的语言态度,自然会影响到作者对所置身的母语之感受,以及对由这条语言之流所展示的诗歌财富的认识。在一篇题为《论元诗写作中的‘语言言说’》的文章中,陈超借助海德格尔的这一“去蔽”的现象学理念,进行了汉语中的“言说”,开启了他的归乡之途:“在现代诗中杂糅地使用一些古代汉语,造成在词义表意上的丰富性、灵活性、偶然性,……使现代汉诗的语言常常奇妙地逸出词义系统,产生临时的、灵活的、感兴式发散的词义,召唤读者多重的‘意会’或‘妙悟’。这种特殊的语用类别,其词素或单字本身就具有更大的柔韧、蓬松度,语言在诗中发散、盘桓、浑然不封,呈现了更为深广的弥散力,复义、歧义、含混、张力等等也由此产生。”据此,陈超认为,“我们的母语本源中就存在着拆散固定文本结构,使之变为更灵动的、闪烁的、动机与效果偏移的、多向度文本的无限自由之光。”[15]这种由对传统的清醒认知而生发的对汉语的敏感,除展示出一名诗人批评家过人的才识和眼光外,更是透显出一种“观千剑而后识器”的文化自信。曾几何时,汉语因没有时态、没有词形变化、词性模糊而颇遭诟病,其语法上的含混、松散和非逻辑甚至一度被认为造成了国人思维的局限而制约了现代化的进程。但有意思的是,俗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表述却又揭示着汉语内在的诗性。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概括的“六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指代、转注、假借”等,无一不是为诗的写作提供着富于启示的技术性借鉴。汉语的暧昧性、多义性、非规约化等,这些作为纯科学化陈述的所谓缺点恰恰成了文学表现的优势,为诗的含蓄、婉曲提供了诗意的可能性。此外,汉语的具象化,富于联想性和经济化特征也契合了诗的内在要求,因此而具备了由劣势变优势的可能,“孤立语”形态的汉语可以超越具体时空而直接形成“独立环境”,进入与天地同参的自由自在。
     在中国的历史上,道德判断曾扼杀了不少作家的个性和作品的艺术性,令“美”成了“善”的婢女。对于在传统文化中长期占据主流的“文以载道”的伦理化倾向,陈超一直抱有适度的警惕。因此,在他的创作与评论中,与形式自觉始终并行的就是字里行间所渗透的非道德化诉求。不过,陈超的“非道德”不同于某些人所提倡的“反道德”。关于这一特点,陈超本人有一个很好的说明,他说:“非道德化,就是要摆脱以‘道德/反道德’来评判诗歌,回到审美判断。诗歌写作是生命和语言的相互打开,是更为开阔也更为有趣的事,诗人在自己真切的生命体验中自由地游走,将个人的经验和话语才智凝结为丰富奇异的文本,享受自由写作带来的身心激荡和欢愉敞亮感。”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一些作家和诗人矫枉过正,掀起了一股“躲避崇高”的热潮,在以往的“伪君子”之后,扮演起了“真小人”的角色。对此,陈超敏锐地看到了这种表面对抗下的寄生性和偏狭性,指出他们的做派与道德派同样做作,同样虚假,在砸碎旧偶像的同时,树立了一个内里同样陈腐的新偶像。“道德不应是文学艺术的内在价值尺度,更不是构成审美的决定性因素,艺术在本体和功能上有自身的尺度。所以,用道德的高低来评判艺术是偏狭的,艺术不是道德的工具;同理,艺术也不是‘反道德’的工具。” [16]由此看来,“‘反道德’写作却是狭隘和愚昧的,这是一种寄生性的写作,缺乏独立自足的品质,它寄生在其‘对立面’——道德身上,如果对立面不在场,作为诗歌它很可能不能自立。”[17]
     这里,需要解除的另一重误解则是,如此强调诗人的审美使命并不意味着陈超是纯形式主义或技术主义的鼓吹者、拥戴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个持守生命,关注人类的生存状态的诗人批评家。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们才可以理解他专注于诗与真的追求。
通过自己的写作,保持与当下的历史语境和文化生活的对话能力,是陈超的工作目标和驱动力。为此,他尝试着倡导一种“历史-修辞学的综合批评”,提出了“精神重力”和“个人词源”这两个概念,认为它们代表着他对现代诗之价值的基本认识,也是他本人在诗学上的基本论旨。在陈超看来,两者之间构成了一定的依存关系:“对先锋诗而言,缺乏‘个人词源’的‘精神重力’,时常会沦为空泛的见证式表态;而没有‘精神重力’在其中的‘个人词源’,则常常沦为微不足道的私语化‘遣兴’。正是成功的个人心灵词源,赠予精神重力以艺术的尊严;而精神重力,则赠予个人心灵词源以具体历史生存语境中的分量。”[18]在另一个场合,他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置换,“对现代诗的艺术而言,缺乏‘诗性’的‘真’,只是乏味的见证式表态;而没有‘真’在其中的‘诗’,则是微不足道的美文遣兴。正是诗,赠予真以艺术的尊严;而真,则赠予诗以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生存和生命的分量。”[19]在此,我们可以发现,陈超所理解的“诗”与“真”实际与诗人于日常生活和写作中所积攒的词汇表有关,它涵括了诗人的知识、悟性、经验、文字训练和想象力生成等因素,而他心目中的“真”则主要指向人的精神世界,而不是通常所谓的“真理”或“真相”。
      俄罗斯当代作家佩列文写过一部小说《“百事”一代》。小说主人公瓦维连·塔塔尔斯基是一名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的学员,但苏联解体后,纯文学创作无法为他提供谋生所需要的物质保障。因此,在当了一段时间的售货员后,他进入了广告界。在那里,他那三流的诗歌才能似乎得到了一个用武之地,传统的诗歌智慧被运用于广告词的写作,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而他本人则在历经挫折和凶险后最终成了该领域的大亨。同样,在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中国也进入了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并且,它仿佛也因媒介的膨胀而进入了一个“泛诗化”的时代,其中,媒介语言起了极具杀伤力的腐蚀作用。它们以“唯美”的外衣出现,以“泛诗歌”、“类诗歌”的姿态亮相,“甜”和“软”通过“拟文艺腔”达到了对诗性的消解,从内部稀释、软化诗歌,使我们的诗歌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或自我麻醉术。这种现状令陈超有一种深切的忧虑,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剖析道:“媒介话语这种甜软、细腻的‘诗性美文’,其客观功能已不仅仅是在推销商品,或抚慰人们的感官;它其实也会通过一种隐蔽的却是有效的‘美’的暗示,来歪曲地定义、混淆我们所面对的,令人困惑、痛苦、失信的荒诞现实世界,而使真正反思、批判的诗歌精神,走向新一轮的‘娱乐-快感’的驯服式文化氛围。因为无数大大小小的残酷的现实事件,已一再挑战我们接受的底线,而这种泛诗歌话语无所不在的‘美文’的捆绑、腌渍,无疑对诗人的求真意志构成了新一轮的‘侵凌性’!”[20]无疑,“泛诗歌”的流行是诗歌环境恶化的又一新迹象,使诗歌在“边缘化”的基础上被进一步“幽灵化”。媒介不再仅仅是一个载体,而且具有强大的吞噬功能和修改功能,仿佛在不经意间与权力话语合谋,泡制“心灵鸡汤”,释放大量的“可乐性”信息,形成一条甜美的幻觉流水线,用以掩饰当下生活酷烈的真相,麻痹人的反思能力和批判精神,使之成为“乏味的阅读动物”。必须指出,陈超的这种醒觉极为独特的,它来自于对生活的敏锐洞察和对诗歌精神的倾心维护,其对时代的病症也给出了准确的诊断书,它是一位有良知的诗人直面“娱乐至死”的历史现实时作出的尖锐批判,显示了当代知识分子立足于自身的专业来有效介入社会生活的能力。
     最后,且让我们再一次吟诵《博物馆或火焰》中的诗句:

“博物馆是火焰和玫瑰轮回中升起的可能:
我把脑袋伸进局部的光芒
将光芒和灰烬一道写进书卷”

     我相信,陈超本人就是一道诗歌之光,而他那些写进书卷中的光芒也必将穿越灰烬,在轮回中升起并永远照耀后人!

——注释——
[1]陈超《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198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第1-2页。
[2]陈超《生命诗学论稿》,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第118页。
[3]陈超《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198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第2页。
[4]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1984年,三联书店,第145页。
[5]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1984年,三联书店,第3页。
[6]张隆溪《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1986年,三联书店,第43-44页。
[7]陈超《思即诗》,载汪剑钊编选《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42-143页。
[8]陈超《诗与真新论》,2013年,花山文艺出版社,第49页。
[9]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09页。
[10]参见赵毅衡编选《“新批评”文集》,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17-118页。
[11]马雅可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文集》(第1集),莫斯科真理出版社,1987年,第356页。
[12]陈超《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0页。
[13]陈超《生命诗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48页。
[14]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69页。
[15]陈超《诗与真新论》,2013年,花山文艺出版社,第33页。
[16]陈超《诗与真新论》,2013年,花山文艺出版社,第281页。
[17]陈超《诗与真新论》,2013年,花山文艺出版社,第282页。
[18]陈超《诗与思札记》,载《诗江南》2013年第6期,第91页。
[19]陈超《自序》,载《诗与真新论》,2013年,花山文艺出版社,第2页。
[20] 陈超《“泛诗”时代的诗歌写作问题》,载《深圳特区报》2013年12月12日。

     原载《文艺争鸣》2015年第1期

[上文作者介绍]   汪剑钊,诗人、翻译家、评论家。1963年生,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北回归线核心成员。出版有专著《中俄文字之交》《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阿赫玛托娃传》等;译著《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等四十余种。



(载自《当代先锋诗人北回归线》公众号  2017-10-30  No2017-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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